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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种方法见不见效，我是持怀疑态度的，伯南克还在他做教授的时候，就日本问题还开过玩笑说，日本银行很笨，连怎么撒钱都不知道，才会让日本景气低迷这么久。伯南克不愧是大萧条专家，学以致用，但他的政策是针对于美国的，把美国的情况照搬到中国来有些欠妥当，不要忘记了一个最基础的国情，那就是美国是个低储蓄率的国家，而中国与日本更接近些，基于东方儒家思维，储蓄成为这个地区人民的共性，但事实是，日本人虽然不及伯南克博士那样热衷于撒钱，但他们也撒了不少的，在1980年代的投资泡沫破灭之后，日本不仅在货币政策上采取零利率政策，同时诸如公共支出政策、消费券、大型公共投资建设等罗斯福或者说凯恩斯的法宝，它都悉数用尽，（中国政府现在也在用，只是用的力度要比日本大的多，中央出台一个4兆计划，地方跟进到18

我以为，从总体上看在传统形式的“抑兼并”与“不抑兼并”之间强分伯仲，褒此贬彼是没有多少理由的--当然这里说的是“从总体上看”，就每个具体人物、具体措施而言则另当别论，例如司马光的人品比蔡京高尚、桑弘羊的理财技巧比“贤良文学”文明等等。但应当明白：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，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免于崩溃，并不是由于对“兼并”抑得不够或者抑得过份，并不是由于国家过于“有为”或者过于“无为”，甚至不是由于传统式的“自由放任”太多了或者“国家干预”太多了。

根本的问题是：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“过程的公正”，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(有规范的市场经济)所必需的，也是使传统经济、传统国家走出那种“繁荣-崩溃”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。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经济在微观层面的各种具体交易

问题的关键在于：中国历史上所谓的"兼并"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力行为，从唐人之"朱门(按当时礼制，平民虽富，门不得施朱，朱门者，权贵之门也)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"，到明人之"惟来芳草王孙路，不入朱门帝子家"，莫不如此。明代一部小说中称，当时富家之中，"以这枝笔取功名，子孙承他这些荫籍"的缙绅要占七成，而"以这锄头柄博豪富，子孙承他这些基业"的平民仅占三成。28按顾炎武之说，当时一县之内平民富人即没有特权的"粗能自立之家"有百名左右，而缙绅"有优免权的官僚及士大夫"中仅最低级的生员一县即有三百，千人以上亦不罕见。如果一县地有十万顷，则生员要占去五至九万顷之多。29唐以后的"土地买卖"时代尚且如此，唐以前的等级占田制时代更不用说。这样的"兼并"就其主流而言，与其说是富民兼并

针对这种“抑兼并”之祸，道儒在无为而治、自由放任的旗号下主张的“不抑兼并”提出了另一种选择。如果说“抑兼并”的道义理由是“右贫抑富”、“百姓均平”的话，“不抑兼并”的道义理由则是所谓“官不与民争利”，它与先秦儒家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之论有渊源关系。然而在传统中国语境中，“官”与“民”这对对立范畴是有双重含义的：一方面“民”可以表示与国家或君主相对的私人或“臣民”之意，北宋司马光所谓“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……不在民，则在官”21即指此义而言。另一方面，“民”也可以表示与权贵势要相对的下层平民或“庶民”、“下民”之意，因此陆游又有这样的议论：“自古财货不在民又不在官者，何可胜数？或在权臣，或在贵戚近习，或在强藩大将……。”22

显然，这两种含义是不同的：司马光强调的是